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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ursday, July 12, 2007

田紀雲:我在國務院大院的記憶

田紀雲:我在國務院大院的記憶[17:56]

我12歲就參加了八路軍,一直沒有機會受正規高等教育,我又無政治背景,且長期在邊遠的地方工作,於我,中南海挺遙遠的。但是,歷史的大潮卻把我湧入了中南海。

從秘書室到副總理,我在中南海紅牆裏度過了十二個春秋,這十二年給我留下的記憶太多太深刻了,很多事使我終身難忘。在這裏,我講講當年國務院機關的風氣。

國務院辦公廳在周總理的長期熏陶下,有著許多優良傳統。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點:

第一,辦公廳的工作人員來自四面八方,他們不欺生,不排外,沒有這幫那伙,同志關係比較融洽,能夠很好的合作共事。在內部,包括行文,從總理到一般工作人員都以同志相稱,從不叫官銜。我剛到國務院時,真是有點像《紅樓夢》裏的劉姥姥初進大觀園,不知東南西北。對於辦公廳機構設置、工作運轉、行文程序、各方面的關係等,更是「丈二和尚,摸不著頭腦」。面對這種情況,我給自己立下三大任務:首先是盡快熟悉情況。我衷心感謝國務院辦公廳特別是秘書局的同志們給予我的熱情幫助。當時秘書局有一位副局長叫劉冰清(女同志,回族,她的愛人給華國鋒同志當秘書,直到辭世),她從周總理時代就在辦公廳工作,幾朝元老了,對國務院情況非常熟悉。她一有空就來到我的辦公室坐坐,同我聊天,介紹情況,有時也帶我在大院轉轉,到各局處坐坐,讓我熟悉情況,使我受益匪淺。二是把好文件關。因為一到國務院就分管經濟方面的工作,文件比較多。我的任務是控制數量,不能有半點差錯。對於重要文件,我的辦法是把有關負責人和撰稿人找在一起,集體作業,咬文嚼字,認真推敲。先後當過秘書局副局長的候穎、周鎖洪、李樹文、張克智、安成信等人,經常與我在一起摳文件。這種辦法也使我向工作人員學到不少知識。八十年代國務院文件的質量還是比較高的。三是與群眾打成一片,不搞特殊化。對此,在戰爭年代過來的我,有點優勢,很容易做到。有段時間我的家屬還沒來北京,我與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飯,和大家一樣排隊買飯,唯一的特殊是秘書長們有個固定的飯桌,不要端著碗到處找位子。這一下子就拉近了與工作人員的距離。我很快結識了一大批工作人員,他們與我說古道今,談天說地,這些,卻幫助我很快進入角色,對我後來的工作幫助極大。

第二,任人唯賢,五湖四海。在我任副總理第一任期還兼任國務院秘書長和機關黨組書記,是管幹部的,但從來沒有人到我這裏來跑官要官的,我主持研究提拔了那麼多局、部級幹部,也從來沒有人請我吃過一頓飯,或者送點什麼禮品,所謂「紅包」,那時還沒有這個名詞。而且至今也沒聽說那時提起來的幹部,有哪個因腐敗而落馬的。

第三,艱苦樸素的作風。國務院機關是很節儉的。比如,從周總理時代就有一個規矩,在國務院會議室開會喝茶收費。八十年代初,與會人員喝一杯茶要放一毛錢,後來物價漲了,放兩毛,喝白開水不收錢。有幾年,上午開會到十八點時可以吃一頓飯,但要收八毛錢,喝酒一杯收四毛。國務院北門與院子不對稱,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議修一下,但基於節約的考慮,始終未下決心。一九八六年,秘書長們商量,把國務院常務會議室桌子換成了比較時尚的橢圓形會議桌,第一次使用室趙紫陽就批評說,國務院不要帶這個頭。所以當時其他會議室沒有再換會議桌。趙紫陽一貫倡導節儉,反對鋪張浪費,講排場。為了制止公費請客,曾明確規定,公費請客只限『四菜一湯』。雖然執行中有阻力,未能堅持下去,但對當時不良風氣起到一定遏制作用。他嚴格要求幹部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,自己首先身體力行,在位期間,從未對自己的住宅、辦公室大興土木購置貴重高檔用品,一切從儉,不浪費國家一分錢。

第四,領導外出,輕車簡從,作風深入,求真務實。我在國務院副總理第一任期內,多次陪同國務院主要領導去外地調研,輕車簡從,與陪同人員同坐一輛麵包車,談笑風生,邊走邊談。經常途中停車,到群眾家裏、到工地現場、到車間班組看望群眾,瞭解情況,獲得第一手材料。所到各地,不清道,不戒嚴,不搞花架子,不搞假現場,不要地方當局事先導演。

(來源:炎黃春秋)